比如最近发生在甘肃天水的两名女生在校园内被罚跪、扇耳光事件，就是典型“校园霸凌”。对于“校园霸凌”的不可预知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谁也不知道那么多的孩子谁搞“霸凌”谁被“霸凌”，除了当事孩子或者其他知道的孩子向老师或者家长反映外，别人很难知道。可是，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很难做到。
第一，“霸凌者”担心被发现，对被“霸凌者”怎么狠就怎么危险，而“被霸凌者”本就被吓破了胆，哪敢去“告密”。
第二，旁观者早已看得胆战心惊，唯恐避之不及，还哪来的勇气“打抱不平”去“告密”？
因此，造成了“校园霸凌”的隐蔽性，而这样的“隐蔽性”导致了“霸凌者”的愈加张狂和肆无忌惮，长此以往，“校园霸凌”便生了根，便一茬接着一茬地传下去。
另外，社会人员对校园青少年的加害，更是一个不可预知的变量。尽管校园安保措施因2010年发生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的郑民生特大杀人案而加强到了一定高度，但是，还是避免不了成人进入校园对青少年的加害。
比如，今年五月份发生在江西上饶市第五小学的10岁男孩被同学家长杀害案，也是很难预防的，因为这位凶手是同学家长，学校无法阻止其进入校园，因此，也就谈不上有效预防。
凡此种种，校园安全问题确实是困扰社会的一个难题，有报道曾指出，“校园霸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校园安全问题真的无解吗？
其实，校园安全问题并不是全然无解，而是需要社会共济的多方合力。
一是“校园霸凌”问题，首先还是教育，关于教育问题要从根本上扭转为“考试”而“考试”而教育的问题，变为知识+德育并重，不是单纯地以“分数”来决定一个学生的良优，而是由知识+德育的综合分数来决定。只有德才兼备，才使孩子健康成长最根本的基础，否则，就是走极端，极端达到一定程度，就成为问题。
其次，法治教育也要成为校园的必修课，不再是边缘课。众所周知，法律主要作用是震慑，不是事后的惩处，事后惩处不可或缺，让违法者付出法律的惩处是应有之意，但事后的惩处还是没有前置的教育的有效。比如针对校园问题，可探索学校和司法机关的联动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学校可聘请司法专业人员进行相应年级的普法教育，让青少年从小知道违法犯纪付出的代价，教育的同时也传递了震慑作用，远比事后讨论刑事责任年龄有效的多。
二是社会人员的加害问题。学校在现有的安保机制基础上，设置家长接待站（点），这个站（点）必须在安保人员的可控范围内。比如家长有事要到学校找老师或自己的孩子，由安保人员通知老师或学生到固定的接待站（点），与家长会见。如此，可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孩子遭遇伤害。
校园安全问题攸关孩子的健康安全成长，攸关社会的公共秩序。以上所论，可与大家商榷，欢迎留言讨论！
